明清时期紫砂壶的制作与特征

    明清时期（公元1368-1911）是宜兴紫砂壶生产制作的鼎盛时期，这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联系。明朝是在元末农民起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明初开始采取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对于商业，为了达到恢复和发展的同时，也采取了减低赋税等政策，对于手工业，则改变了元代手工业工人的工奴制度。在元代，具有特种手艺的手工业工人，大多被迫在官办工业作坊工作，不得自由。明洪武（1368-1398）时期则开始规定“轮班”和“住坐”的封建性超经济的剥削制度，手工业人除了官府“轮班”做一定时间后，可自由经营手工业，这对当时手工业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随着社会的相对安定，促进了城镇的经济繁荣，增加了对手工业品的需求，手工业生产得到发展，南北各地尤以南方为主出现了一批新的生产流通的中心和集散地，这些地方都需要包括陶瓷在内的手工业品，加之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六年（1431年）郑和八次下“西洋”，大大刺激了手工业生产的繁荣。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宜兴的陶瓷生产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紫砂业也随之得到广泛的市场需求，到明代中朝，紫砂壶即开始盛行。

    据明人周高起《阳羡茗壶系》等有关文献，明正德、嘉庆年间（1506-1522年）的龚春（又称供春），是把紫砂器推到一个新境界的著名民间艺人，其作品“栗色闇闇，如古金铁，敦庞周正”，极造型之美，遂为社会名流推崇。其代表作《树瘿壶》和杯碟之器实为精美。其他如民间出现的《披云楼壶》《味茶庵壶》《寒保堂壶》等具有重要的代表性。至明万历年间（1573年），宜兴紫砂壶的制作得到新的发展，此时已是百品竞新，名匠辈出，显然这为当时封建士大夫阶层盛行饮茶风尚所分不开。明代饮茶风尚，不仅讲究茶质、制茶、贮存及用水的好坏，对茶具的要求日趋增高。紫砂壶代替了原来的瓷壶，它的优点也日趋显现出来，日益为人们所重视。当时就有人总结出紫砂壶有七大特点：其一，泡茶不失原味；其二经久耐用；其三不易变质发霉；其四冷热颇佳，可文火炖烧；其五传热缓，提不烫手；其六久用光泽美观；其七泥色多变，耐人寻味。由于紫砂壶制作精巧，适合文人雅士和社会民众，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引起了人们对紫砂壶的极目注重，中国是陶瓷生产大国，陶瓷品种门类众多，但由于紫砂的独特制作工艺，在一个具体的产品上有姓名记载的陶瓷艺人以紫砂艺人最多，如时朋、董翰、赵梁、元畅和李茂林。时朋之后的时大彬万历时人，善制小巧玲珑壶，影响极大。当时与时大彬齐名的还有李中芳、徐友泉、欧正春、邵文金、邵文根、蒋伯奎、陈用卿、陈信卿、闽兽生、陈光甫、邵盖、邵二孙、周后奚等。万历后的名家还有陈俊卿、周季山、陈和之、陈挺生、成云从、沈君盛、陈辰、徐之音、项不损、沈子澈、陈子畦、徐次京、惠孟臣、薛轩、郑子侯等。他们所制作的各类紫砂壶当时已属珍贵，传至清以后更甚，典型的作品有《水仙六瓣方壶》《八瓣菊花壶》《扁鼎足盖圆壶》《如意纹三足圆壶》《僧帽壶》《方壶》《仿古虎谆壶》《圆珠壶》《束竹圆壶》《扁方壶》《水平圆壶》等。至今已罕为珍见，但留给后人的确实宝贵的文化艺术遗产，也为宜兴的陶文化积淀了深深的底蕴。

    明代后期，随着陶瓷行业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民营窑厂的激增，制陶工匠的集中和商贾的汇集，当时以丁山蜀山为中心的宜兴紫砂壶的生产已形成规模，“家家槌泥声、户户制壶忙”。店肆林立、茶楼处处，日繁不衰。其产品直奉京城，畅输都市，流向海外。

    清代的紫砂壶生产，从整个社会来说，由于处于封建制没落和资本主义因素发展时期，清政府为有利于它的长期统治，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手工业发展的做法，至中期，使社会的经济文化进入了繁荣时期，紫砂壶的生产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历史上新的高峰，进入了紫砂业的黄金时代。康熙时（公元1662年），宜兴丁蜀镇已经是一个“万家烟火”的繁华城镇，制陶业成为经济的主要支柱。为时的紫砂器已不仅是文人观赏品，由于它的日益精进，已被宫廷皇室看中，而成为贡品，北京故宫至今尚存这方面的资料。清代的紫砂壶的式样比明代更加奇特，造型及装饰手法日臻完善，逐渐形成光货和花货两大门类。光货主要以壶体的完整造型，不加饰品，周正光洁；花货造型不以圆方束缚，仿花果为主，有的加以浮雕和捏塑、浑然一体。制壶的泥料泥色已有多种，除了主要的朱泥、紫泥外，还有白泥、乌泥、黄泥、梨皮泥、松花泥等各种泥料。

    清代紫泥壶之所的著名匠师见于文献和实物记载的较多。其中最负盛名的是清初的陈鸣远（1662-1722年），史上称其与供春、石大彬为三大杰出匠师。他的作品“突过前人、不觉纤巧”。事实上，从明万历以后，紫砂壶的（含其他紫砂器）风格，日就巧妍是当时的主要趋势，陈鸣远正式这一风尚的代表人物，努力为紫砂工艺扩大了借鉴和发展的领域，使它的制作门类、制作技艺，特别与文化的结合日益宽广，逐渐给日后的紫砂造成一个完整的工艺体系。这个时期的制壶形成，已趋雅而不俗，使用与把玩共存，大量诗文书法金石盛行于壶体，点缀仅此，实际上市反映文化人的生活哲学和处世态度，如“一杯清茗，可沁诗脾”；“山中一杯水、可清天地心”等。著名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以“嘴尖肚大耳偏高，才免寒信便自豪，量小不堪容大物，两三寸水起波涛”来借题发挥，以讥趾高气昂的暴富新贵。在这个新领域中他们尽情地宣泄着自己的胸怀。书画尤其书法已成为紫砂壶工艺的重要组成部份。

    雍正、乾隆时期的陈汉文、杨季初、张怀仁也都是著名的紫砂壶作者，还有王南林、杨继元、杨友兰、邵基祖、邵德鑫、邵玉婷等都曾承制宫廷御器。嘉庆以后的惠逸公、范章恩、潘大和、葛子厚、吴月华、华风祥、许文龙都是当时著名的艺人。道光时期的杨彭年及其妹杨凤年和陈鸿寿、邵大亨则是稍晚的名家。陈鸿寿、号曼生、曾任溧阳县宰，善书画，精篆刻，擅设计紫砂壶样，由杨彭年及其家人制作，也称曼声壶。是留给当今紫砂业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从那时至今，其影响了无数的能人巧匠和制壶高手，脍炙人口的井栏、石瓢、六方、传炉、合欢等巧夺天工的造型和技艺，至今灿灿生辉。现存于宜兴陶瓷博物馆的《风卷葵壶》，是紫砂工艺史上最早受人注意的女壶手制作的作品，作品以花瓣点缀全壶，花姿卷翻，形态生动，卷口紧密，泥色和润，艺术造诣极深。邵大亨也是清代杰出的制壶大家，古文献在记载其“君所长非一式，而雅善仿古，……其掇壶，顶顶及腹，骨肉停匀，雅俗共赏，无飨者之饥，识才为后来居上……”。这里非常形象地描述了《掇球壶》的不凡工艺水平。从那以后，清代后期由于历史原因，壶艺衰落，名手也不多见，但道光，咸丰期间朱石梅、冯彩霞，同时光绪年间的黄玉麟、陈绶馥、周永福、蒋德林等对当时的紫砂的继承和发展作出了贡献。清代制壶诸家在作品上表现的书法艺术成就极高，当时制壶高手，无一不注意书法装饰的积极效果，但在当时的社会里，绝大多数制壶艺人均出身于没有机会接受文化教育的劳动人民，有不少制壶艺人，虽手艺卓越，但不能择笔作书，他们或用印章，或请人代为款署，因此出现了这一方面分工的篆刻家出现，延之至今，经久不衰。

    清末的造型风格崇尚古朴，向典雅精致发展，各种式样日趋丰富，远远超过明代。广大的民间艺人善于在生活中发现和选择形象，不仅扎根在现实生活中间，还扩展到无限的想象空间，紫砂泥独特的可塑性，启发了人们创造形象的一切事物，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创造设计的无限空间。紫砂壶逐渐形成了其他陶瓷门类所不可比拟的独特风格和众多的造型门类。有模拟花木瓜果类、模仿古器类、模仿日常用具类、动物类，以及大量的几何形类。紫砂壶的造型设计，是大批紫砂艺人才华发挥的主要形式，也是争得市场与客户的主要竞争手段。其次，还有泥色的利用和选择，以用于适当的造型和装饰。这个时期形成了极具成就的工艺技术手段，艺人们择泥而作的视野更加开阔，对泥料的认识也拓宽了新的天地，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如徐友良，他对于泥土色彩的研究利用、贡献最多。

    紫砂是科学和文化及艺术的综合产物，它既是物质的产品，又是精神的产品，它同时为我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服务，紫砂壶的造型、装饰、泥色都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相关联，往往从某个侧面反映当时人们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及文化追求。明清时期紫砂壶的盛衰和沿革，也证明了这一点，明中期至清康乾时期，它的生存与发展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息息相关，它取得的成就和给后人留下的宝贵遗产，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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