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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官显贵对紫砂器的热衷追求

  至于工夫茶区,紫坭壶与朱坭壶这两支系出同源的佳器,彼此之间的竞逐又是如何?从闽南一地历来出土的田野经验看来:自明万历起至清初应是以紫坭壶为主力,至清中期渐渐淡出;而朱坭壶则自清初渐增,过清中期以后达到全盛,并延续到二十世纪初。两者交叉重叠区隐约出现在清初至清中时期。就容量上的比较,两者皆大致吻合:清初大于清中,清中又大于清末的递小趋势。

  在明清朱坭壶的出土档案中,最具代表的额首推“陈鸣远朱坭壶”的出土。1990年夏天,福建省漳浦县,离大彬壶出土处不远的南坑村有一古墓被盗掘。此墓为清乾隆23年入土的蓝国威墓。(蓝氏为康熙60年贡生,死于乾隆年间)。在当地公安的追查下,盗墓者交出所获文物,其中最具研究价值的首推底刻“丙午仲夏,鸣远仿古”的朱坭壶(此壶亦经南博考古学家断为鸣远真迹标准器),此外尚有“若深珍藏”款青花小瓷杯四件,及锡罐一个,里面装有提名“素心”的茶叶若干。这些器具都是功夫茶醉讲究的精品,不但说明了墓主饮茶的嗜好与品味,更具体记录了雍乾时期的茶俗风尚。特别值得探究的是:此壶所落的“鸣”、“远”两枚阳文篆字小章,采用上圆下方的印章格式,这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数件乾隆皇帝御诗茶具上“乾”为圆章,“隆”为方章的格式相同,两者年代相近,款式相仿。这类上圆下方的二字章似乎是在雍乾时期在出现的,同期并有“荆溪”、“邵旭茂制”等上圆下方印式。这种右侧题诗文,左侧钤方圆二章的格例是否为陈鸣远朱坭壶的标准格式?虽为可知,但显然自乾隆以后的历代朱坭陶人常常援引此式,制作出如“时”“大彬”、“惠”“孟臣”等款识的朱坭壶。

  无疑地,达官显贵对紫砂器的追求与喜好,是宜兴壶跨进工夫茶系的重要媒介。福建博物馆王文径馆长在《闽南出土紫砂壶侧记》一文中,写到:“从嘉靖年间刀清初(闽南地区)曾出现过一个特殊 的繁荣时期……仅漳浦一县,从嘉靖至崇祯年间就有一百二十多个‘进士及第’……至清初……漳浦也先后出现了三百多个五品以上的武将……”。就社会文化层面来看,清、康、雍以后,世局早趋安定,正值太平盛世,士大夫之间品茗玩物之风甚炽,越是上层阶级的人,对茶器越为讲究,“名人配名壶”,就像今日名流要追求名车名表般,蔚然成为社会地位、声望品位的表征。况且以东南沿海对工夫茶艺的讲究程度,世间茶具之首的紫砂壶是达官贵人的必备门面。

  吴梅鼎《阳羡茗壶赋》:“一瓷罂耳,价埒金玉,不几异乎,顾其壶为四方好事者收藏殆尽。”这种追求名壶名作的现象亦可由前述两大名壶的出土档案印证:大彬、鸣远制器早在清初便享有“宫中艳说大彬壶,海外竞求鸣远碟”的美誉,既用“艳说”、“竞求”来形容,可见此器绝非人人可得,庐维祯与蓝国威两人想必也引此为豪。总之,此两大名壶得出土,除了对时大彬、陈鸣远得研究大有裨益外,还应对“此两壶俱出土于朱坭壶最盛出得漳浦”,背后所蕴涵的意义,进行更深入的茶文化考证。

  到了晚清,更有名仕到宜兴订壶,作为往还交际之用,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潘壶”。据《阳羡砂壶图考》记载,潘仕成字德畲,为清道光广东番禺人。先世以盐贾起家,累官至两广盐运使。由于潘氏家传素嗜饮茶,便在宜兴定制专属砂壶,一则自用,一则往还馈赠。潘氏订制德砂壶形制固定,且惯于将印款落於盖沿之上,壶底及他处反而不落款,所用印款均为阳文篆字“潘”印。由于潘氏远播,世人乃将此一形制称为“潘壶”。

  品茶三要 壶必孟臣

  所谓“上行下效”,上层社会对茶具德研究若此,自然带动中下阶层德起而效尤。大彬、鸣远壶氏可望不可及德,於是宜兴所产德“紫砂壶”便成了基本的要求。昔时,闽南、潮汕的“茶博士”一般要求工夫茶具必备四宝:“供春、孟臣冲罐、若深瓯(小而薄的白瓷杯)、玉车碾(烧水陶壶)、潮汕烘炉”,其中紫砂壶名列“工夫四宝”之首。清人俞蛟《梦厂杂著•潮嘉风月》:“壶出宜兴者最佳,圆体扁腹,努嘴曲柄,大者可受半升许。”《蝶阶外史》:“壶皆宜兴砂质,龚春、时大彬,不一式。”台湾史誌学家连横《茗谈》:“台人品茶,与漳、泉、潮相同……。茗必武夷,壶必孟臣,杯必若深,三者为品茶之要,此非不足为豪,且不足待客。”可见其风尚之一般。徐珂在《清裨类砂》中有进一步的形容:“闽中盛行工夫茶,粤东亦有之,盖闽之汀漳泉、粤之潮,凡四府也。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精。炉形如截筒,高约一尺二三寸,以细白坭为之。壶出宜兴者为最佳,圆体扁腹,努嘴曲柄,大者可受半升许……杯小而盘如满月,有以长方瓷盘置一壶四盏者。且有壶小如拳,盏小如胡桃者……,壶盘与盏旧而佳者”。

  由于宜兴与闽南距离不近,相对价格亦高,所以并非人人都能求而得之,连宜兴所产紫砂茶罐亦水涨船高。清人郭柏苍《闽产异录》栽:“泉漳试工夫茶者,多依陆树声茶谱烹论,其贮茶之小缸以极小之宜兴(所产)为上……今亦难得。”允为一证。

  我们无法明确得界定朱坭壶特殊的署款文化史起自何时,但正如王文径馆长所云:“在闽南人的意识中,孟臣即紫砂壶得别称,无论是时大彬款、陈鸣远款的壶,都一概以孟臣壶称之……他(孟臣)占领了闽南的茶室,几乎是淹没了前者和后来者得名字。”一统天下得“孟臣”的确为后人玩赏朱坭古壶时,带来相当程度的困扰。《阳羡砂壶图考》:“孟臣制品,浑朴精巧无不具备;逸公则长於工巧,而浑朴不逮。”孟臣因其名声大,为后世陶人籍名,成为宜兴朱坭小壶得主要代名词,有趣得是,惠孟臣、惠逸公、张君德、陆思亭诸家俱为清季擅制朱坭器得好手,而张君德、陆思亭则成为特定壶式得代名词,君德壶式广腹稳重,思亭壶式俊秀高雅,各自留名于朱坭陶史。闽南俗谚:“一无名,二思亭,三孟臣,四逸公”。其中无名指的是“供春”(亦谓无款多佳器);思亭排名优於孟臣,有可能是思亭壶式俊挺,停立茶船之中,有若矫龙昂首,气韵出众。

  清《龙溪县志》记载了当时人们“讲武夷茶,以五月至,至则斗茶。必以大彬之罐,必以若深之杯,必以大壮之炉,扇必以琯溪之蒲,盛必以长竹之筐。”又,清道光年间周凯撰《厦门志》:“闽南人品茶习俗好啜茶,器具精,小壶必曰孟公壶,杯必曰若深杯。”从本文先后所引用的几段对工夫茶俗的描述史料中,不约而同地,对壶具不呼其名,不称紫砂壶,不称宜兴壶,而迳以“孟臣冲壶”、“大彬之壶”等瓜代。这微妙的透露出闽南人对紫砂名壶的投射心态:既然名家真迹不可得,姑且以之为名,聊可收心理补偿作用。

  时至今日,当地人称朱坭壶为“砂罐”或“冲罐”(也许是缘於工夫茶流程中的高冲、淋顶动作)‘称潮汕以手拉坯仿制的汕头壶为“土罐”或“刷罐”(闽南音,形容汕壶上的化妆土釉特征)。砂罐是得之不易得外来“名产”,土罐是本地自产得“土货”’加上坭料、做工精粗有别,所以壶价贵贱,每逾十数倍;正是这种“市场导向”的作用,它绝对性的左右了当时宜兴朱坭陶人,甚至是潮汕拉坯匠师的署款方式。事实上“名牌投射”的心态古今皆然,例如在台湾,惯称洗碗精为“沙拉脱”,而不管实际上用的师什么熊、什么鸽。实侧“沙拉脱”是当年洗碗精市场的先发品牌名称,大家相沿成习,久则久之久成了洗碗精的代名词了。又如台湾至少又超过十余种、四千家廿四小时营业的便利商店,可人们通常的“一以贯之”地通称为“7-11”。明白了这个道理,相信有助于对明清朱坭壶的署款文化释然以对。

  结语

  自来有谓“无款多佳器”,相对于大彬、鸣远的显赫名声,与赝鼎充斥,无款壶反而潇洒自在。日人奥玄宝所著《茗壶图录》:“壶或有无款而优於无款者,然无款而良者,不及有款而良者。近人往往爱无款者,无他,虑有款之真伪难辨也!”一语道尽古壶玩赏之两难处。其实,朱坭壶虽有名款,但太多的“大彬”、“孟臣”反而等于无款了。诚所谓“有款求其真,无款求其善也。

  一杯茶好喝,是因为茶好人好,不是因为包装上写着“头等奖“;

  一杯茶不好喝,不论什么原因,也不会因为上头写着“特等奖“而应该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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