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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坭壶是宜兴县的非主流派，款式较多，容量较小，但她启发了闽南沿海乃至南洋一带的壶艺、茶风。由于自成一格的署款文化，形成了“大彬”、“孟臣”比比皆是，造成了考证上的“雾区”。明清两代。朱坭壶与闽南茶文化结下不解之缘，符合功夫茶壶“宜小不宜大”的概念。且因壶身较小，往往将题款移至壶底。由于明清达官显贵对紫砂器的追求，“上行下效”，使品茶三要，其中之一就是“壶必孟臣”，“孟臣”已成为宜兴朱坭小壶的代名词，所以朱坭壶虽有名款，但太多的“大彬”、“孟臣”反而等于无款了。 在玩赏宜兴紫砂壶的过程中，常有一种感觉：紫砂壶是“他”是He;朱坭壶是“她”是She，这种情感投射，当然其来有自。 就用途而言：紫坭是宜兴茶具的主流派，蕴于甲泥之中，又称“岩中岩”，其胎骨坚致，可独自成大器;朱坭则属非主流派，深藏于泥矿底层，矿形琐碎，须经手工挑拣，古谓“未触风日之石骨”。不利独自成陶，通常用作器表化妆土。 就色泽而言：紫坭色相沉郁稳重，庄严凝练，宛如玄铁重刀;朱坭色泽红艳活泼，娇妍多姿，犹如柳叶软剑。 就泥性而言：紫坭成型较易，坯体烧成率较高，窑温宽容度亦大;朱坭成型工艺难度较高，成品率约仅七成，泥性甚娇甚挑。 就触感而言：紫坭胎身气孔结构较疏松，器表触感较明显;朱坭颗粒细腻，器表透明度佳，触感平滑。 就声音而言：弹指扣之，紫坭音频较沉郁，共振性稍低，彷若男音;朱坭音频相对较高，共振性佳，犹似女声。 就式度而言：紫坭器形貌多变，或方或圆，或光或花，体多大方，容量较大;朱坭器形制较少，多为光素几何形，造型趋于纤秀，容量较小。 就地域而言：紫坭素为江南主流，一脉传承五百年，不绝如缕，近代更于港台汇成波澜;朱坭虽根柢深植宜兴，但个性活跃，每于域外带动风潮，如十七世纪中叶起，外销欧洲的“红色瓷器”。再如清同治以后，轰动东瀛茶陶两界的“朱坭烧”;以及从明末至民初，在闽南沿海，乃至南洋一带，所掀起的“水平壶”红色风潮。更值得注意的是，朱坭器所鼓动的红色流行风，每每引起欧洲、日本、潮汕、台湾陶人以各种方式加以临摹仿制，进而启发了当地的壶艺、茶风。 明清朱坭壶考证的雾区 二十世纪末叶，宜兴紫砂茶具在港台倍受青睐，不论紫坭、朱坭、绿坭、段坭，具成为茶客壶人的府藏珍爱。与此同时，对紫砂陶器的研究亦受到重视，成为显学。在研究探讨的过程中，当代作品一辨真伪，二评工艺成就，三论典藏价值，基本上问题不大。明清紫砂器则因历来作伪高手多，真赝之判较具挑战性，然紫砂陶史不过五百年，虽史料有限，但也不致考据无门。加上紫砂器的署款文化是历代工艺美术作品中较为罕见的，这种传承相当程度的深化了紫砂器的人文底蕴，更增添了后人的收藏乐趣，许多明清紫砂器的真伪辨别，也往往是依附着器身的款识而开启。反倒是明清朱坭壶的考证，面临了微妙的态势，以今后收藏家们的眼力与经验法则，对朱坭壶的断代辨伪，大体已能形成共识，争议有有限，然而对朱坭陶人们的考证，却不易找到着力点。因为同样系出宜兴的朱坭壶却因为自成一格的署款文化，形成“大彬”、“孟臣”比比皆是的盛况，几乎无法将一般砂壶的鉴赏准则转移、延用。形成了考证上不易突破的“雾区”。 无怪乎，初入此道者往往迷惑与：为何在朱坭壶的世界里，孟臣、逸公、大彬的作品如此丰富?而孟臣高寿三百尚能制壶?大彬死后照样可以制器题名?其实，这个特殊的“行规”已绵延三百余年，早就成为朱坭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所以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看，诚如奥玄宝所言：“然壶本玩具也，玩具之可爱在趣不在理……择其善者皆取之……知理知趣是为上策。”准此，则朱坭小壶能考之有据者，是谓理趣兼得;若未能如愿者，也不妨好好欣赏其意趣之所在。其实，透过各类资料的整合，我们还是可以大致掌握清明朱坭壶的脉络，这位红姑娘尚不致于“不可理喻”，反而应是“理趣兼具”的。 更何况，朱坭壶的署款文化是传之有年的习俗与行规，此与古今作伪谋利者所涉之“道德”问题，在动机上有着截然不同的差异。 当朱坭壶遇见工夫茶 要认识朱坭壶的署款文化，首先要了解她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就明清两代紫砂壶的分布情形来看，紫砂壶(当然亦包括若干的朱坭及各色砂壶)较集中于南京、上海、苏杭等江南人文荟萃之处，数量相对亦多。朱坭小壶则多见于闽南及广东潮汕沿海，由于传世的明清朱坭壶多已毁于战乱与文革时期(少部分晚清制器近年陆续由海外回流)，但因闽南地区向有物器陪葬之俗，部分老壶在地底下幸免于战祸，所以目前朱坭古壶多以出土器比例较高。但近十年来因建设开发及非法盗墓频仍，迄今出土器已日渐稀少，且质量俱衰，或多破损，高档朱坭壶已可遇不可求。为了探索个中玄妙，笔者曾往访闽南工夫茶区实地了解，并与第一线的文物贩子接触，发现朱坭古壶出土的两种主要途径：一是开建路基出土，二是盗墓所获。前者通常并无相关纪年资料(有些是文革动荡期间埋入地底);后者因其非法性，更无法提供如墓志等考据资料。遗憾的是，随着出土器的日渐稀少(事实上，许多地区的墓葬早已十室九空)，籍由墓志纪年来考证文物的“学术派”正统作法，只怕希望渐微。 朱坭壶产于宜兴，制于宜兴，殆无疑问，但在历史的冥冥安排中，她优点像王昭君，先后被派去欧洲、日本、南洋等地进行文化输出。既要踏出国门，远嫁异域，那东南沿海的港口如厦门、汕头自是必经之路。这条始于明末，从江苏宜兴、上海到福建、广东沿海的“红陶之路”几经兴衰，也造就了宜兴朱坭壶与闽南茶文化结下不解之缘的原因。工夫茶区之所以特别推崇宜兴所产的朱坭小壶，除了她的殷红胎色象征吉祥喜气，也因朱坭不宜独制大器，恰恰符合工夫茶壶“宜小不宜大”的概念。这同时说明了为何紫坭、绿坭、段坭壶相对较少在工夫茶区出现的原因。 在茶文化中，东南沿海盛行的“工夫茶”堪称中国最古老的茶道之一。工夫茶的发源地在潮州，据史载，早在北宋时期，潮人便以能饮且善于饮茶之道著称。就像宜兴紫砂壶的滥觞一样，明太祖下诏废除龙团凤饼茶，无异就像解除了砂壶与散茶的戒严令般，直接刺激了茶的平民化与相关产业、器具的蓬勃发展。明万历时期，一方面紫砂壶的名声已远播宇内，另方面工夫茶俗已风靡闽南、广东等沿海地区，这两股茶与壶的风潮随着商贾、官吏的迁移，陆续在东南沿海融汇，相激相荡，并且迅速取代瓷壶、茶盏，以“世间茶具称为首”之姿，与工夫茶俗紧密结合。 1987年，考古学家在盛出朱坭壶的福建漳浦县盘陀乡庙埔，发掘出明万历38年入葬的明户部尚书庐维祯夫妇合葬墓，其中有一件“大彬”款紫砂壶(此壶经南京博物院宋伯等学者断为大彬真迹，现藏福建博物院)。此壶盖沿已见磨损，显系入葬前已被使用一段时日。壶高11公分，约为今人所谓之中壶，比入清以后日趋小巧的水平小壶为大。此一发现的部分意义为：一、对照宜壶的形制演变，此壶正是大彬制壶由大趋小的部分历程。二、紫砂壶在滥觞不久之后的万历年间便已走入闽南。三、紫砂壶初入闽南是由贵族为媒介，且为上层社会的奢侈品，非寻常人家可用。 经历近千年的发展，饮茶活动在清代早已是遍及社会各阶层的重要休闲项目，尤其是在闽南的工夫茶区，茶更具备不可或缺的社交功能。有趣的是，迥异于紫砂文人壶将诗文题于壶身的作法，朱坭壶因壶较小，不宜题作，逐将此风转移至壶底，例如逸公款梨式壶刻有“谈笑有鸿儒”(此语出自唐刘禹锡《陋室铭》，下句为“往来无白丁”)。朱坭掇球壶底刻“明月三人太白杯”(典出诗仙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只不过现下是以茶代酒，取其诗意也)。此外如“香引玉人来”、“高朋满座”、“知君于此景”、“诗人作伴、文人同居”等句，皆是反映着以茶会友的社交心态;当然也印证了朱坭壶缘自宜兴紫砂文化的血缘关系。 既是友人相聚，免不了要在茶余饭后，对茶壶评头论足一番，因而发展出对宜兴茶具的主流评价与使用心得。如李渔《杂记》：“凡制砂壶，其嘴务直，购者亦然。一曲便可休，再曲则称弃物矣。”《阳羡茗壶系》：壶供真茶，正在新泉活火。旋沦旋啜，已尽色声香味之蕴。故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宜盎不宜砥。“这些主流价值深深左右着宜兴陶人的制壶观念，影响深远。据史载，明末紫砂壶的容量由大趋小的运动产生影响。入清以后，工夫茶更是要求”壶小如香橼“(袁枚《随园食单•武夷茶》)、“壶之采用，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翁耀东《潮州茶经》)。以现代行销理论观之，这正是受“消费者导向”影响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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