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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坭壶是宜兴县的非主流派,款式较多,容量较小,但她启发了闽南沿海乃至南洋一带的壶艺、茶风。由于自成一格的署款文化,形成了“大彬”、“孟臣”比比皆是,造成了考证上的“雾区”。明清两代。朱坭壶与闽南茶文化结下不解之缘,符合功夫茶壶“宜小不宜大”的概念。且因壶身较小,往往将题款移至壶底。由于明清达官显贵对紫砂器的追求,“上行下效”,使品茶三要,其中之一就是“壶必孟臣”,“孟臣”已成为宜兴朱坭小壶的代名词,所以朱坭壶虽有名款,但太多的“大彬”、“孟臣”反而等于无款了。

  在玩赏宜兴紫砂壶的过程中,常有一种感觉:紫砂壶是“他”是He;朱坭壶是“她”是She,这种情感投射,当然其来有自。

  就用途而言:紫坭是宜兴茶具的主流派,蕴于甲泥之中,又称“岩中岩”,其胎骨坚致,可独自成大器;朱坭则属非主流派,深藏于泥矿底层,矿形琐碎,须经手工挑拣,古谓“未触风日之石骨”。不利独自成陶,通常用作器表化妆土。

  就色泽而言:紫坭色相沉郁稳重,庄严凝练,宛如玄铁重刀;朱坭色泽红艳活泼,娇妍多姿,犹如柳叶软剑。

  就泥性而言:紫坭成型较易,坯体烧成率较高,窑温宽容度亦大;朱坭成型工艺难度较高,成品率约仅七成,泥性甚娇甚挑。

  就触感而言:紫坭胎身气孔结构较疏松,器表触感较明显;朱坭颗粒细腻,器表透明度佳,触感平滑。

  就声音而言:弹指扣之,紫坭音频较沉郁,共振性稍低,彷若男音;朱坭音频相对较高,共振性佳,犹似女声。

  就式度而言:紫坭器形貌多变,或方或圆,或光或花,体多大方,容量较大;朱坭器形制较少,多为光素几何形,造型趋于纤秀,容量较小。

  就地域而言:紫坭素为江南主流,一脉传承五百年,不绝如缕,近代更于港台汇成波澜;朱坭虽根柢深植宜兴,但个性活跃,每于域外带动风潮,如十七世纪中叶起,外销欧洲的“红色瓷器”。再如清同治以后,轰动东瀛茶陶两界的“朱坭烧”;以及从明末至民初,在闽南沿海,乃至南洋一带,所掀起的“水平壶”红色风潮。更值得注意的是,朱坭器所鼓动的红色流行风,每每引起欧洲、日本、潮汕、台湾陶人以各种方式加以临摹仿制,进而启发了当地的壶艺、茶风。

  明清朱坭壶考证的雾区

  二十世纪末叶,宜兴紫砂茶具在港台倍受青睐,不论紫坭、朱坭、绿坭、段坭,具成为茶客壶人的府藏珍爱。与此同时,对紫砂陶器的研究亦受到重视,成为显学。在研究探讨的过程中,当代作品一辨真伪,二评工艺成就,三论典藏价值,基本上问题不大。明清紫砂器则因历来作伪高手多,真赝之判较具挑战性,然紫砂陶史不过五百年,虽史料有限,但也不致考据无门。加上紫砂器的署款文化是历代工艺美术作品中较为罕见的,这种传承相当程度的深化了紫砂器的人文底蕴,更增添了后人的收藏乐趣,许多明清紫砂器的真伪辨别,也往往是依附着器身的款识而开启。反倒是明清朱坭壶的考证,面临了微妙的态势,以今后收藏家们的眼力与经验法则,对朱坭壶的断代辨伪,大体已能形成共识,争议有有限,然而对朱坭陶人们的考证,却不易找到着力点。因为同样系出宜兴的朱坭壶却因为自成一格的署款文化,形成“大彬”、“孟臣”比比皆是的盛况,几乎无法将一般砂壶的鉴赏准则转移、延用。形成了考证上不易突破的“雾区”。

  无怪乎,初入此道者往往迷惑与:为何在朱坭壶的世界里,孟臣、逸公、大彬的作品如此丰富?而孟臣高寿三百尚能制壶?大彬死后照样可以制器题名?其实,这个特殊的“行规”已绵延三百余年,早就成为朱坭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所以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看,诚如奥玄宝所言:“然壶本玩具也,玩具之可爱在趣不在理……择其善者皆取之……知理知趣是为上策。”准此,则朱坭小壶能考之有据者,是谓理趣兼得;若未能如愿者,也不妨好好欣赏其意趣之所在。其实,透过各类资料的整合,我们还是可以大致掌握清明朱坭壶的脉络,这位红姑娘尚不致于“不可理喻”,反而应是“理趣兼具”的。

  更何况,朱坭壶的署款文化是传之有年的习俗与行规,此与古今作伪谋利者所涉之“道德”问题,在动机上有着截然不同的差异。

  当朱坭壶遇见工夫茶

  要认识朱坭壶的署款文化,首先要了解她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就明清两代紫砂壶的分布情形来看,紫砂壶(当然亦包括若干的朱坭及各色砂壶)较集中于南京、上海、苏杭等江南人文荟萃之处,数量相对亦多。朱坭小壶则多见于闽南及广东潮汕沿海,由于传世的明清朱坭壶多已毁于战乱与文革时期(少部分晚清制器近年陆续由海外回流),但因闽南地区向有物器陪葬之俗,部分老壶在地底下幸免于战祸,所以目前朱坭古壶多以出土器比例较高。但近十年来因建设开发及非法盗墓频仍,迄今出土器已日渐稀少,且质量俱衰,或多破损,高档朱坭壶已可遇不可求。为了探索个中玄妙,笔者曾往访闽南工夫茶区实地了解,并与第一线的文物贩子接触,发现朱坭古壶出土的两种主要途径:一是开建路基出土,二是盗墓所获。前者通常并无相关纪年资料(有些是文革动荡期间埋入地底);后者因其非法性,更无法提供如墓志等考据资料。遗憾的是,随着出土器的日渐稀少(事实上,许多地区的墓葬早已十室九空),籍由墓志纪年来考证文物的“学术派”正统作法,只怕希望渐微。

  朱坭壶产于宜兴,制于宜兴,殆无疑问,但在历史的冥冥安排中,她优点像王昭君,先后被派去欧洲、日本、南洋等地进行文化输出。既要踏出国门,远嫁异域,那东南沿海的港口如厦门、汕头自是必经之路。这条始于明末,从江苏宜兴、上海到福建、广东沿海的“红陶之路”几经兴衰,也造就了宜兴朱坭壶与闽南茶文化结下不解之缘的原因。工夫茶区之所以特别推崇宜兴所产的朱坭小壶,除了她的殷红胎色象征吉祥喜气,也因朱坭不宜独制大器,恰恰符合工夫茶壶“宜小不宜大”的概念。这同时说明了为何紫坭、绿坭、段坭壶相对较少在工夫茶区出现的原因。

  在茶文化中,东南沿海盛行的“工夫茶”堪称中国最古老的茶道之一。工夫茶的发源地在潮州,据史载,早在北宋时期,潮人便以能饮且善于饮茶之道著称。就像宜兴紫砂壶的滥觞一样,明太祖下诏废除龙团凤饼茶,无异就像解除了砂壶与散茶的戒严令般,直接刺激了茶的平民化与相关产业、器具的蓬勃发展。明万历时期,一方面紫砂壶的名声已远播宇内,另方面工夫茶俗已风靡闽南、广东等沿海地区,这两股茶与壶的风潮随着商贾、官吏的迁移,陆续在东南沿海融汇,相激相荡,并且迅速取代瓷壶、茶盏,以“世间茶具称为首”之姿,与工夫茶俗紧密结合。

  1987年,考古学家在盛出朱坭壶的福建漳浦县盘陀乡庙埔,发掘出明万历38年入葬的明户部尚书庐维祯夫妇合葬墓,其中有一件“大彬”款紫砂壶(此壶经南京博物院宋伯等学者断为大彬真迹,现藏福建博物院)。此壶盖沿已见磨损,显系入葬前已被使用一段时日。壶高11公分,约为今人所谓之中壶,比入清以后日趋小巧的水平小壶为大。此一发现的部分意义为:一、对照宜壶的形制演变,此壶正是大彬制壶由大趋小的部分历程。二、紫砂壶在滥觞不久之后的万历年间便已走入闽南。三、紫砂壶初入闽南是由贵族为媒介,且为上层社会的奢侈品,非寻常人家可用。

  经历近千年的发展,饮茶活动在清代早已是遍及社会各阶层的重要休闲项目,尤其是在闽南的工夫茶区,茶更具备不可或缺的社交功能。有趣的是,迥异于紫砂文人壶将诗文题于壶身的作法,朱坭壶因壶较小,不宜题作,逐将此风转移至壶底,例如逸公款梨式壶刻有“谈笑有鸿儒”(此语出自唐刘禹锡《陋室铭》,下句为“往来无白丁”)。朱坭掇球壶底刻“明月三人太白杯”(典出诗仙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只不过现下是以茶代酒,取其诗意也)。此外如“香引玉人来”、“高朋满座”、“知君于此景”、“诗人作伴、文人同居”等句,皆是反映着以茶会友的社交心态;当然也印证了朱坭壶缘自宜兴紫砂文化的血缘关系。

  既是友人相聚,免不了要在茶余饭后,对茶壶评头论足一番,因而发展出对宜兴茶具的主流评价与使用心得。如李渔《杂记》:“凡制砂壶,其嘴务直,购者亦然。一曲便可休,再曲则称弃物矣。”《阳羡茗壶系》:壶供真茶,正在新泉活火。旋沦旋啜,已尽色声香味之蕴。故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宜盎不宜砥。“这些主流价值深深左右着宜兴陶人的制壶观念,影响深远。据史载,明末紫砂壶的容量由大趋小的运动产生影响。入清以后,工夫茶更是要求”壶小如香橼“(袁枚《随园食单•武夷茶》)、“壶之采用,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翁耀东《潮州茶经》)。以现代行销理论观之,这正是受“消费者导向”影响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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